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周江华;李纪珍;刘子諝;李子彪

【摘 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behavior,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wo kinds of innovation policies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subsidy and tax reduction) on firms′innovation performance. Using on the survey data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in 2013,it studi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wo kinds of innovation policies of government on

firms′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both financial subsidy and tax reduction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d firms′innovation cooperation partially mediates the above influences;firm′s innovation capability moderates the direct and partial impacts of gov-ernment′s innovation policies on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从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构建了的两类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3年河北省高新企业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两类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均对企业创新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的创新合作行为在上述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能力同时调节创新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期刊名称】《技术经济》 【年(卷),期】2017(036)001 【总页数】9页(P57-65)

【关键词】创新;创新绩效;创新行为;创新能力;影响机制 【作 者】周江华;李纪珍;刘子諝;李子彪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100875;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100875;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3004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204

适当的支持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创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重大[1]。鉴于此，利用创新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成为理论界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2]。然而，关于创新是否以及如何真正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理论界一直没有定论。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理论界大多关注创新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3]，缺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考量。事实上，创新行为的改变无法反映创新发展的最终结果。近年来，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焦点[4]，但相关研究忽视了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无法解释创新发生作用的微观机制。事实上，创新支持的企业往往通过改变创新行为(更多的创新投入、更强的合作力度等)来提升创新绩效。如何整合创新行为视角与创新绩效视角，构建创新效果的整合性框架，是理论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将企业创新合作视为创新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机制，并聚焦于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两类创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对创新过程的重要影响，本文将企业创新能力作为上述中介机制的调节变量，进一步完善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权变模型。

在众多创新中，税收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成果的影响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5]。税收和直接补贴一直是各国使用最普遍且效果最显著的两类创新[6]。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这两类创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财政补贴(所谓的直接拨款)，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根据政治经济形势对特定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财政补助和津贴。在的各类创新中，财政补贴是最直接、简单和常见的。因此，财政补贴也成为关注的热点[7]。理论界对财政补贴的效果众说纷纭。例如：有研究认为财政补贴能激发企业更高效地进行创新活动[8]；有研究认为财政补贴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有挤出效应[9]。多数研究认为，财政补贴的挤出效应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市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0]，而在市场制度不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财政补贴的互补作用更强，可正向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11-1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正向促进作用。

一方面，财政补贴为企业应对创新中的不确定性提供了额外资源，有利于降低创新风险[13]，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从而获得更好的创新绩效[14]。企业自身资金短缺、资源匮乏，其创新成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技术价值面临无形损失的风险，这些都是抑制其创新的主要原因[5]。若能在此时为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帮助其走出创新之初的“死亡之谷”，则能促进企业加大创新力度，进而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

另一方面，财政补贴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资源，与企业内部的创新资源具有互补效应[14]，增加了企业可用于创新的资源[15]。当企业缺乏创新所需的足够资源时，财政补贴为之提供了快速积累资源并降低研发成本的途径[16]，促使其更好地开展创新活动。同时，财政补贴带来的额外资源使企业得以更好地应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17]，扩充了企业用于创新的“资源池”[18]，使企业能够在动态的、复杂的市场和技术环境中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根据市场和技术趋势的变化开展相应的创新

活动，合理配置资源[19]、提高研发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的财政补贴(直接拨款)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H1)。

在税收方面，通过税收优惠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创新工具。税收在实施力度、推广度及执行难度上较其他皆有一定优势，因此税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既有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支持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20]。

一方面，通过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来降低企业承担的税收成本，缓解企业研发资金紧张的问题，从而间接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激励企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21]。对于那些风险高、研发周期长、社会收益大而私人收益小的项目，企业往往不愿过多投资，但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会减小企业的负担，激发其创新热情[22]，激励其增加研发投资，从而实现创新绩效的提高。

另一方面，税收优惠较直接补贴有更多的条件和前提，需要企业达到一定绩效目标才能享受到，因此，与直接补贴相比，税收更能激励企业投入于创新，从而促进其创新绩效的提高[23]。在实施税收时往往引入市场竞争，选择绩效更为优秀的企业进行激励。这一方面提高了的实施效率，另一方面促进了企业间的竞争，激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创新绩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的税收(税收减免)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H2)。

综观有关创新的已有文献，大部分研究将“创新”到“企业创新绩效”的中间过程视作黑箱，忽视了创新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3]，这不利于深入理解创新发生作用的机制。有研究关注创新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将企业创新行为的改变作为创新发生作用的机制[24]。借鉴这一思路，同时考虑到当下创新过程需要不同创新主体进行日益复杂的合作和互动[25]，本文认为，创新对企业的支持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与不同的合作伙伴进行创新合作，进

而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换言之，创新对企业创新合作行为的影响是对企业创新绩效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

首先，两类创新都能促进企业更有效地开展创新合作。根据已有研究，创新在促进企业建立合作网络方面可以起到桥联(bridging)作用[17]：获得资助可以提高企业的政治合法性[26]，进而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声誉；这种政治合法性和声誉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与之开展创新合作[27]。另外，获得优惠的企业拥有独有的资源优势[17]，可识别更多的创新机遇。这可激发企业进一步发展、扩充资源和能力基础的意愿，增强与外部合作的意愿，改变原有的对外合作战略，与外部建立更多的创新合作关系以改善自身的创新环境[3]。 其次，有效的创新合作能使企业整合更多的外部创新资源，通过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得共享资源而获取“关系租金”[28]，进而提高创新绩效。企业在创新合作中可以接触到多样化的知识，与合作伙伴进行知识和其他资源的分享，弥补自身资源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创新合作中来自多方的互补性知识是创新的重要来源[29]。通过整合来自合作伙伴的互补性知识，企业可以开展更多的探索性创新活动，提高内部创新活动的效率[30]，从而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创新能够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开展创新合作，整合更多的外部知识及其他互补性资源，拓展创新搜索及创新试验的范围，这些行为进而促使企业创新绩效提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创新合作在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H3a)； 创新合作在税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H3b)。

在相同的创新框架下，不同企业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效果。为解释这一现象，有研究者关注了企业的不同特性如何影响其对不同创新的利用水平[31]。根据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已有研究，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显著影响其创新过程[32-33]。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将企业自身的异质性纳入创新分析框架，认为创新与

企业创新能力的交互作用会对创新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在获得创新资助后能更好地实施创新合作行为。创新能力反映了一个企业在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知识储备[34]。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不但对自身的知识基础、知识差距和知识需求有更深入、准确的认知，而且能对其他企业的知识和能力做出更准确的评估，从而更好地甄别并选择合适的创新合作伙伴[35]。同时，较强的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在业内建立较好的声誉[36]，进而吸引更多企业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因此，在接受同等程度资助的情况下，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更可能开展成功的创新合作。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创新能力在创新(财政补贴、税收)对企业创新合作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H4a)。

其次，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增强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自身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37]，能够有效吸收、整合和利用合作伙伴处的知识，并将之转化为创新绩效[38]。更为重要的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更准确地辨识[16-17]、获取并协调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合作伙伴的异质性知识[38]，实现企业内、外部知识的互补和协同[39-40]。因此，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增强企业创新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创新能力在企业创新合作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H4b)。

综合H4a和H4b，本文认为，创新能力在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能更有效地配置各类创新资源[41]，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的财政支持。同时，较强的创新能力增大了企业扩展技术领域和开发新产品的可能性[42]，激励企业为创新的财政资金配套更多创新投入[41]，以更有效地开展更多的探索性创新活动。因此，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会更好地利用的优惠，利用周围环境中的创新资源获得更好的创新绩效。

综合以上内容，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创新能力在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H4c1)； 企业创新能力在税收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H4c2)。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本文以河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中经省级认定、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批准入区的高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统计报表》中的相关统计数据为依据选取研究变量。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本文删除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共获得1036家企业的数据。

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本文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根据既有文献，新产品产值能更好地体现企业自身创新成果转化的创新收益[42]，因此本文用新产品产值衡量创新绩效。本文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为自变量，分别用企业年度报告中的“财政补

贴”(subsidy)和“减免税总额”(tottax)衡量。同时，本文以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和上市情况(public)作为控制变量。针对H1和H2，本文构建如下基本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innov=β0+β2subsidy+β3tottax+β4size+β5age+β6public+μ。

本研究中的中介变量为“创新合作”(innovcoopera)。借鉴既有研究，本文用样本企业的境内合作支出测度创新合作[43-44]。本文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检验H3a和H3b。

第一步，构建如下模型检验两类创新能否正向促进企业的创新合作： innovcoopera=α0+α1subsidy+β1size+β2age+β3public+ν1; innovcoopera=α0+α2tottax+β1size+β2age+β3public+ν2。 其中，α1和α2的理论值均大于0。

第二步，构建如下模型检验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innov=α0+α3innovcoopera+β1size+β2age+β3public+ν3。

第三步，检验创新合作在两类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将中介变量加入模型(1)，得到模型(5)，分析两个主效应的变化。

innov=β0+β2subsidy+β3tottax+β4innovcoopera+β5size+β6age+β7public+μ。

本文以“创新能力”(innovability)为调节变量。专利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综合成果，体现了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因此本文用企业的专利授权总数衡量其创新能力[45]。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考察创新能力对两类创新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验证H4c1和H4c2：

innov=β0+β2subsidy+β3tottax+β4innovcoopera+β5innovability+δ1innovability×subsidy+β6size+β7age+β8public+μ；

innov=β0+β2subsidy+β3tottax+β4innovcoopera+β5innovability+δ2innovability×tottax+β6size+β7age+β8public+μ。 其中，δ1和δ2理论中皆大于0。

具有不同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接受相同程度的创新时往往产生不同的创新行为。根据H4a，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在接受创新时会进行更多的创新合作，即创新能力正向调节两类创新对创新合作的影响。因此，对模型(2)和模型(3)进一步完善，得到如下模型：

innovcoopera=α0+α1subsidy+θ1innovability×subsidy+β1size+β2age+β3public+ν1；

innovcoopera=α0+α1tottax+θ2innovability×tottax+β1size+β2age+β3public+ν2。

其中，θ1和θ2的理论值皆大于0。

同理，根据H4b，创新能力在创新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也起调节作用，因此模型(5)可以进一步完善为：

innov=β0+β2subsidy+β3tottax+β4innovcoopera+β5innovability+δ3innovability×innovcooper+β6size+β7age+β8public+μ。

在数据分析前，本文利用Z-score标准化方法对除变量public以外的其他变量的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转化为无量纲化测评值，以便进行回归分析和回归系数比较。

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包括主效应(财政补贴和税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介效应(创新合作在不同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调节效应(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模型2用于检验H1和H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补贴和税收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7和0.615(p<0.01)，表明两者都与企业创新绩效均显著正相关，因此H1和H2得到支持。此外，税收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财政补贴的回归系数，说明税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贡献大于财政补贴。

为验证H3，需要先检验创新与创新合作、创新合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由表3中模型7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补贴(b=0.224，p<0.01)与创新合作均正相关；由模型8的回归结果可知，税收(b=0.570，p<0.01)与创新合作均正相关；由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创新合作与创新绩效正相关(b=0.588，p<0.01)。综上，存在中介作用的前提成立。同时，模型3中引入创新合作后财政补贴和税收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相比模型2都减小了——财政补贴的回归系数从0.187降至0.133，税收的回归系数从0.615降至0.292，即两者的影响都降低了，说明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创新合作产生的。因此，H3a和H3b得到支持，即创新合作在财政补贴和税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最后，分别在加入两种创新的条件下对创新合作进行索贝

尔(Sobel)检验。结果显示，创新合作对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间接影响达到50.18%(b=0.750，t=39.5，p<0.01)；创新合作对税收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间接影响达到52.28%(b=0.750，t=39.5，p<0.01)。上述结果说明，创新合作确实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分三步验证创新能力在创新通过创新合作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以检验H4a和H4b。首先，建立模型4和模型5，将创新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分别与两个自变量构成交互项，并与因变量进行回归，观测交互项的系数值；然后，建立模型9和模型10，将自变量、调节变量及其交互项与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创新能力对两类创新与创新合作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建立模型6，将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与因变量创新绩效进行回归，检验创新能力对创新合作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在调节变量与主效应的交互模型中，创新能力与财政补贴(模型4中b=0.455、p<0.01)和税收(模型5中b=0.738、p<0.01)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为正，因此H4c得到支持。在模型9和模型10中，创新能力与财政补贴(模型9中b=0.673、p<0.01)和税收(模型10中b=0.755、p<0.01)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H4a得到支持。在模型6中，创新能力与创新合作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模型6中b=0.533、p<0.01)，因此H4b得到支持。综上，创新能力在财政补贴和税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且能够调节两者通过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

为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用企业当年申请专利量测度创新绩效，保持其他变量不变。表4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在更换了因变量后，两类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创新合作的中介效应仍然显著。在企业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方面，虽然两个主效应中只有税收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创新能力的正向调节，但是创新能力在两类创新对企业创新合作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合

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中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回归结果仍支持前文的大部分结论。

本文通过规范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两类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这一影响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本文为“创新是否真正有效”这一争论提供了实证依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带有直接资助性质的财政补贴，还是间接的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均是显著正向的。这说明，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给予的优惠可以帮助企业摆脱一定的资源束缚，有效降低其自主创新的财政风险，使企业得以接触到更多可识别的创新机遇，更好地配置自身有限的资源，提升创新绩效。同时，本研究发现，税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补贴，该结论深化了对不同创新效果的认识。以往研究大多只对单一进行研究[46-47]，缺少一个描述创新整体图景的整合框架。本文将两类创新置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分析它们对企业创新的不同效果，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和延伸。

第二，理论界更多关注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但将其影响过程视作黑箱。事实上，当企业接受不同的创新时，其自身部分行为亦会被改变，正是这些行为的改变导致了最终创新绩效的变化。本文深入探究了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发现企业创新合作这一行为在整个影响过程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创新激励了企业进行创新合作，而更为深入、广泛的创新合作又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高。这一发现弥补了中介变量缺失导致现有模型解释力不足的缺陷[19，48]，深化了对创新的认识，为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探究创新的作用机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第三，本文将企业自身特性纳入创新分析框架，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在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建立了创新作用机制的权变模型，是对已

有创新研究的深化。当前研究普遍将不同企业视为无差异个体，探究创新对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49-50]，未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如何影响创新效果，降低了已有研究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度。本文将企业创新能力纳入考量范围，发现其在创新通过改变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而影响其创新绩效的整个过程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与发展。 本研究对于而言有如下的启示：

首先，继续加大对创新的投资力度。鉴于的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支持继续加大创新投资力度，尤其对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给予较大力度的扶持，可减小其成本压力和风险压力，激励其自主创新，从而取得更高的创新绩效。同时，由于税收的作用大于财政补贴，因此应更多使用税收，引导企业更好地开展创新活动。

其次，通过创新推动企业更好地开展合作创新。应通过创新的引导，鼓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国家工程实验室或行业研发中心等合作创新组织，进行更为深入的创新合作。这样可以促使企业更加积极、有效地整合外部优质资源，与合作伙伴进行信息共享，有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

最后，增强实施的针对性，完善执行前的评审及监督机制。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对创新实施效果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尤为重要。

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仅利用2013年河北省的数据进行研究，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利用时间跨度更长、地域范围更广的数据进行研究，以补充和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应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一结论对初创企业不利。创新初期的企业往往资源匮乏、能力薄弱，可能更需要的保护和支持。失去的关注可能

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反而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意愿。究其原因，是因为本文模型没有考虑初创企业“高成长性”等特性。因此，除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外，针对初创企业进行研究也很有必要。对初创企业的创新支持是否会产生其他效应？初创企业有哪些特点应被纳入创新分析框架？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完善本文的模型，增强其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适用性。

致谢：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邱航和周星彤在数据处理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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