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折射出国际斗争的深层问题

田文林

[内容提要] 2008年2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大地震。历史地看，这一事件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过程，是西方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在东方扩张势力范围的结果。它折射出当前国际斗争中诸多深层次问题：大国力量失衡导致地区冲突、世界地缘版图越分越细、西方滥用“民族自决”理论等等。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对于认识国际政治的本质不无裨益，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多民族国家加强团结、反对也不无启发。

[关键词] 巴尔干 科索沃 民族自决 国际斗争

[作者介绍]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民族主义研究。

2008年2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大地震，其后续效应至今仍在发酵、显现。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折射出当前国际政治中诸多亟待澄清的深层问题。深入探讨、分析这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对于更好地认识国际政治的本质不无裨益。

一、大国力量失衡导致巴尔干局势失控

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而位处该地区之内的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使这一“火药桶”面临再次引爆的危险。梳理历史可以发现，“巴尔干火药桶”的爆发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近现代历史上，巴尔干地区主要经历了两次大动荡：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而这两次大动荡恰好与掌控该地区的大国力量失衡是同步的。19世纪末至20世

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导致西方列强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加剧，最终使列强内部的矛盾激化。在当代，正是苏东阵营的骤然解体，导致欧美加紧向东扩张， 1999年甚至对南联盟发动战争，致使巴尔干地区再次陷入动荡。而当前科索沃“”不过是第二轮动荡的延续罢了。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 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这个道理至少在巴尔干地区是适用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巴尔干地区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其注定要成为东西方两大力量板块相互碰撞、反复较量的权力竞技场和缓冲地带。巴尔干位于欧洲东南部，与亚洲仅隔狭窄的土耳其海峡，正好处在东西方两大力量板块交汇的十字路口。拿破仑曾说过，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2]事实上，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也就了解了它的历史命运。在早期历史上，教世界与世界曾为了争夺疆土和信徒，缠斗了 一千多年。[3]7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大肆向西扩张； 11-13世纪，恢复元气的教世界对世界发动了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 16世纪，异军突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发动西征，将巴尔干地区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历史表明，巴尔干地区一直是大国势力范围的前沿和力量极限，因而其归属更易受到外部力量对比的影响，以致频繁易手。进一步说，巴尔干局势是否稳定取决于东西方力量结构是否处于平衡与稳定状态。如果该地区的权力争夺处于平衡状态或已然“尘埃落定”，地区局势就能保持相对稳定；反之则容易出现动荡和冲突。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的几百年间，由于实行铁腕统治和包容性民族，巴尔干地区秩序井然，各民族间基本上能够和平相处。然而到了18世纪，由于工业、新航道的开辟及启蒙运动等因素，西方国家日渐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奥斯曼帝国则日渐衰落甚至沦为软弱可欺的“欧洲病夫”。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干实际成了列强眼中的板上鱼肉。从19世纪20年代起，欧洲便开始讨论“东

方问题”，即“对奥斯曼帝国怎么办”的问题。东方问题历时百年，最后以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告终。奥斯曼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固然令人恐惧，但正是这一核心国家的衰落和解体，使巴尔干地区陷入了国家群起、与冲突不断的动荡时期。在20世纪初的短短十几年内，该地区便爆发了三次巴尔干战争，其中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还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巴尔干火药桶”就是对当时状态的形象描述。

二次大战后，分别以苏联与欧美为一方，欧洲出现了新的力量平衡，巴尔干地区再次成为东西方势力的分界线。战后巴尔干地缘政治版图是建立在双方的战略平衡基础上的。在1944年安排战后秩序时，丘吉尔就提出，盟国不能让巴尔干国家打一场规模不大的内战，巴尔干内部分歧应该靠三个大 国的威信和权力来制止。„„巴尔干的问题是三大国决定的，应该听从三个大国的忠告。斯大林对此表示赞同。[4]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重新划分东西方势力范围，就是沿着巴尔干地区进行比例分割的。[5]苏联凭借二战时在欧洲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将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在内的巴尔干大部分地区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希腊则划为英美的势力范围。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希腊党在接近取得政权的情况下，近在咫尺的苏联红军却不予支援，而听任希腊最终落入亲西方势力之手。用丘吉尔的话说，“斯大林 并没有失信”。[6]西方也没有“失信”：在苏联1956年处理波匈事件和1968年公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西方同样没有强力介入。正是这种“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大国战略默契，促成了巴尔干地区局势的相对稳定与和平。 然而， 1991年苏联轰然解体并为15个国家，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国力衰落、自顾不暇，原属苏联势力范围的巴尔干国家重新成为归属未定的战略孤子。这使欧洲面临“对巴尔干国家怎么办”的“新东方问题”。欧美国家短暂犹豫后的最终选择，就是利用“西风压倒东风”的有利形势，进 行北约

东扩和欧盟东扩，蚕食鲸吞苏联解体留下的巨大地缘政治空间。巴尔干国家率先成为西方打压、侵占的对象。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场欧美借打击俄罗斯盟友(南联盟)，挤压俄地缘空间的局部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摧毁了塞尔维亚维护统一、反对的军事能力和意志，使科索沃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进而走向“”。

因此，科索沃的“”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它是西方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在东方扩张势力范围最终获得的战利品。一般认为，军事对峙容易引发战争。一些学者据此提出，通过松弛武备方式来换取对方善意，可以实现共同和平。但苏联的退 让及解体、俄罗斯的妥协与“巴尔干火药桶”再次引爆的事实表明，正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和相互威慑，才让双方彼此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相反，一方主动妥协退让以求和平，反使对手得寸进尺、更增杀心。

二、制造成为西方的基本策略

20世纪末至今，欧美向东进行的地缘政治扩张，主要采取的是在前苏东阵营内部挑拨离间、制造的方式。从苏联解体到科索沃“”，前苏东地区已经出20多个新国家。从更大范围看，国家越分越多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不容忽视的恶性趋 势。全世界在一战刚结束时大约有30多个国家，到二战结束时有50多个国家，而现在的国家数量已近200。由此产生一个重要问题：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为何日益碎片化?

这当中固然有第三世界民族运动的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西方列强有意制造直接相关。从理论角度看，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无状态，每个国家的生存必须依靠自己(即自助原则)，由此决定了国际间较量和斗争的常态。从积极方面看，一个国家为了更好地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增

加权力，保持权力，显示权力”；从消极方面看，实力强弱的相对性决定了每个国家必 须想方设法削弱对手，以达到相对增强自己实力的目的。因此，削弱对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肢解其躯体，即其领土，使其永久性变小、变弱。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说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贾谊的策略是对数量众多的小利益集团实行分而治之，并使其彻底丢掉反叛成功的幻想，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7]西方国际政治学大师摩根索曾指出：“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竞争者或使之保持的分而治之的方法。”[8]因为国家越小，就越要依赖强国，国家越小也越容易被掌控。事实上，西方列强一直在使用这种策略，试图长期控制他国和称霸世界。

以西方外交实践最圆熟、老练的英国为例。英国本土不及其全部殖民地领土的1%，其统治“诀窍”就是实行均势和分而治之，为一己之利不惜落井下石，牺牲他国权益。拿其在中东的来说，一次大战期间，英国为了对付参与同盟国作战的奥斯曼帝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后院——阿拉伯世界不断策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从1915年7月到1916年1月，英国驻埃及、苏丹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阿拉伯 世界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就此交换了八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和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随后便在1916年6月5日发动大，配合英军向奥斯曼帝国发起挑战。但英国转头就背信弃义，在1916年4月与法国秘密签署了瓜分阿拉伯世界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一战后的中东版图正是根据这一协议被分成了多个“委任统治国”，并最终使本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的阿拉伯民族成22个小国家，而且从此内讧不止。与此同时， 英国还在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在阿拉伯领土建立犹太人

家园，为以色列在中东建国铺路，人为制造出阿以对立、冲突的局面。印度次地区同样如此。从版图上看，印度本来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性大国，但英国在印度前推出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巴基斯坦后来又分离出孟加拉国)，并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态度模糊，造成印巴双方的长期敌对，致使印度错失成为世界大国的契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越是在关系到西方战略性利益的关键地区，出的国家就越多、越小。仍以英国为例。为维持庞大殖民帝国的运转，英国始终严重依赖海洋运输。因此保证海洋通道安全，特别是途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通道的安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从历史上看，“这条对英国至关重要的通往印度的通道之所以安全通畅，主要是通过与无数大大小小的君主、诸侯、苏丹保持历史和外交联系实现的。这些小国遍及阿富汗、波斯和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亚丁”。[10]

小国林立的最终结果，就是它们纷纷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全面依附外部大国，成为大国推行霸权战略的地缘政治棋子。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巴尔干地区新建了诸多小国，这些“新国家虽摆脱穆斯林统治而拥有自由，但它们刚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所带来的自尊，却在面对列强时转为强烈的自卑”。[11]这些小国最终都成为俄罗斯或奥匈帝国的同盟或附庸，成为两个强国间日益对立的棋盘上的卒子。[12]对此，一些巴尔干国家的领导人也深有感触。领导克罗地亚在1850年取得的统帅叶拉契奇曾不无悔意地谈到小国被迫接受大国控制的 情况：“我宁愿看到我的人民身陷土耳其的桎梏，也不愿意让他们受文明邻邦的全面控制。„„文明的民族要求受他们主宰的人出卖自己的灵魂，换言之，出卖自己的民族属性。”[13]这种场景如今又在科索沃上演。科索沃过去曾有南

斯拉夫“贫民窟”之称，现在还是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长期依靠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与机构的援助。可以想见，科索沃“”后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生存，最终只能投向西方大国怀抱。

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沿用了英国这种不光彩的做法。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军事建设与殖民扩张。然而，“没有一条巴拿马式的运河，海军的 扩建就难以完成。反过来，获取运河本身又需要美国出现在中美洲。同样，一支扩张的海军还需要在海外建立加煤站和基地”。[14]在其所谓“地峡生命线”的巴拿马运河地区，美国硬是从哥伦比亚策动、出一个只有7万平方千米的巴拿马国，进而加以全面控制。

苏联解体后，美国竭力推动北约东扩，并将南斯拉夫视为主义的最后堡垒，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欧美先是采取各种手段挑唆其内部，最终将其一分为六。“在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外部势力干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深最广、运用手段最多的一次。”[15]南斯拉夫解体后，西方仍不满足，继续削弱南主要继承国——塞尔维亚。为此，欧美一直或明或暗地支持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闹。该地区局势本来相对平静，但美国公然将其原来列为的“科索沃”从恐怖主义名单上删除，美英德意等国联手支持该组织以暴力行动对付塞尔维亚驻军和塞族人，“科索沃”由此摇身变成了“自由斗士”。而当塞尔维亚难以容忍而进行反击时，美欧乘机在1999年对塞发动军事打击，并最终促成科索沃“”。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海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据统计，现有世界贸易运输 的90%是通过海运实现的。据预测，到2010年国际海运集装箱的吨数还将翻一番，这意味着世界对海运的依赖性还将进一步增强。因此，美国也将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作为实现其全球霸权的重要途径。为此，美国海军提

出了控制16个海峡通道的战略目标。[16]而要想控制这些地区，除了培植力量外，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地区分为小块。

最近的例子是，美国为控制能源丰富的波斯湾而采取了一系列举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战后，鉴于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复杂化，美国高层多次萌生肢解伊拉克的念头。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建议伊拉克实施由3个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制度； 2007年1月，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公开声明，美国已不再需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计划将其一分为三； 6月，美国高层秘密流传一份“计划B”，核心是把伊拉克分为“什叶派国”和“库尔德国”，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要么归于“什叶派国”，要么归于“库尔德国”； 7月，两名美国学者提出将伊拉克分为三个主要地区的分区计划； 9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建议将伊拉克分为库尔德族、什叶派与逊尼派三个实体分治。伊拉克《阿扎曼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参议 院的决议案，是要让伊拉克继续作为美国的“附属国”。一个软弱、的伊拉克，只会更有利于美国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以及长期在其境内维持军事存在。此外，据传美国高层还秘密流传过一份瓜分沙特的中东新地图。

种种事实表明，西方大国以邻为壑、在他国分疆裂土而出现的“碎片化现象”，是国际霸权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只要霸权主义继续存在，这种与分化的可能和趋势就会持续下去。因此，与反、肢解与反肢解的斗争，一直是国际政治斗争中最激烈、最能掀起风浪的急流。

三、“民族自决”日渐沦为西方他国的霸权话语

西方制造的图谋之所以屡屡得逞，除了由于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从字面理解，民族自决权“首先指被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人民取得民族的权利，也泛指一个民族不

受外族统治干涉，决定和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17]该理念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美国运动和法国大。二战后，民族自决权更是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赢得的。但在当代，以“民族自决”名义进行的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最难应付、理论上最令人困惑的。分 析该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当代实践可以发现，国际上普遍存在错误理解和滥用民族自决权的问题。

从历史起源看，发端于西欧的民族主义[18]是欧洲特定地缘政治环境滋生出来的政治思潮，因而存在诸多先天性缺陷。欧洲是个破碎型地缘政治版块。自3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数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呈现小国林立状态。查理曼帝国曾在莱茵河西部和东部建立核心统治区，但在加洛林王朝时发生，国土一分为三，使欧洲统一成为绝响。公元962年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名义上统治全欧洲，但始终没有形成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哈布 斯堡家族曾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全欧洲都担心它要变成一个世界性君主国”而纷纷起来反抗，终于酿成1618-18年的三十年战争，结果确立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使欧洲的永久化。

民族是国家的倒影。“没有国家，就不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19]欧洲小国林立的地缘政治版图，最终强化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而倡导“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版图上长出的罂粟花。可以说，欧洲的民族、民族主义与破碎型主权国家是彼此互动、相互促进的。它在加快欧洲现代国家生成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更在欧洲引发了长期征战，如1618-18年的三十年战争； 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及殖民地霸权的“七年战争”； 1794-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结果不仅没有消除欧洲列强的原有矛盾，反而加深

了这一矛盾，并且使欧洲国家大伤元气，最终在二次大战后让出世界政治的权势中心位置，而被苏联及欧陆之外的美国所取代。

近代以后，这种带有欧洲病态基因的民族主义，被当作万应灵药带给了东方国家，而东方社会结构 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性。以巴尔干地区为例，教世界与世界的反复厮杀，在这里留下远比西欧核心地带复杂得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这里民族认同淡漠，各民族间基本相安无事。“形形色色的民族是按其宗教归属(教、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而不是按照民族(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来区分的。”[20]操着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的民族更多是职业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争取政治的依据。这种状况当然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相去甚远。

民族主义“宣称要重新改变疆界，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满足个别民族的要求，重新提出已获解决的问题，重新继续相互之间的斗争”。因此，在民族混居地区，民族主义的输入无端引发了巨大的地区动荡。“民族主义远非增加政治稳定性和政治自由度，而是制造紧张和相互仇视的状态。”[21]对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可能带来的危险性，多民族混居的奥匈帝国感触很深。1853年，奥地利外交曾警告说：“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国家秩序的基础，将和搅乱欧洲”。[22]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西方民族主义移植到巴尔干地区后，该地区迅即成为“欧洲的火药桶”，并在短期内爆发了三次局部战争。显然，欧洲式民族主义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民族自决”理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带有先天性缺陷的政治思潮，而远非普世性政治思想。

从政治现实看，世界范围内民族宗教混杂现象普遍，真正“一国一族”的状态极为罕见。即使在民族主义的发祥地西欧，国家日趋碎片化，但各国内部仍存在民族混居问题。即便在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国家，同样存在民族分离问题，如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等等。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绝不容许他国插手本国的民族分离问题，更不允许国内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自决”(哪怕是通过“全民公决”这种方式)，而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反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挑唆和支持，以致其屡禁不绝。这就是说，西方列强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唯一的衡量尺度就是对方是自己的盟友抑或对手，这些国家保持现状对自己有利抑或有弊。换言之，“民族自决”这种有缺陷的理论，通常是西方国家专门用来对付非西方国家的。西方自己的学者即承认，“只有在那些有一个地区性强国或超级大国支持分离主义事业的地方，族裔运动才能成功对现存国家进行挑战，并在分离出来的族裔基础上建立新的民族国家”。[23]

事实的确如此。自18世纪末以来，欧洲列强为弱化和消耗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曾交替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制造和扩大裂隙。1797年拿破仑进军希腊时，曾让蒂利将军利用希腊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来征服爱奥尼亚群岛：“如果居民们倾向于，那我们就设法助长他们这种情绪， 并毫不迟疑地谈论希腊、雅典和斯巴达。”[24]19世纪后期，希腊、埃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黑山)、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先后出来。在民族分离运动的强力冲击下，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丧失殆尽，并最终走向全面解体。 一次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明确倡导“民族自决”原则。但“在威尔逊带入欧洲的所有观点中，自决权始终是最具争议、最含糊其辞的一个”。[25]这一原则固然含有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理念，但更主要的是为了瓦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甚至针对英国的目的。当时，美国在海外几乎没有殖民地，而英法等老牌殖

民帝国则拥有超过其本土面积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殖民地。因此，威尔逊“警惕甚至妒忌它(英国)的国力”。[26]当时美国就有人认为，“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现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改变”。[27]英法等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民族自决”衍生出扩充势力范围的新政治制度——委任统治制度。[28]至少在中东地区，英法根据战前的秘密协定，分别获得了各自的委任统治权。

二次大战后期，罗斯福与斯大林共同倡导“民族自决”原则，并使之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美苏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削弱依靠殖民地称霸的英法等传统殖民帝国。罗斯福强调说：“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29]戴高乐当时也看得很明白，罗斯福支持世界上的殖民地，而这些新的、羽翼未丰的国家一定会依赖美国，这些国家的人事、决策因此就会受到美国的控制。[30]

当前，欧美已成亲密盟友，自然没必要借“民族自决”之名争利。相反，西方内部还出现了某种民族或国家的联合趋势，如德国在1991年实现国家统一和欧盟的深化发展。但是，对那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潜在或现实对手，西方却不断就其民族问题大做文章，核心目的就是尽可能削弱乃至瓦解对手。

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蓄意为之的结果。前苏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千米，是欧亚上真正的巨无霸，因而成为二战后美国的首要打击对象。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乔治·凯南就特别强调苏联的民族问题是可资利用的工具：“我们可能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不把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具有民族自决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1960年初，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第十号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其中提出要“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的一面”。[31]此外，尼克松、布热津斯基

等美国政要也主张应广泛利用和鼓励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这种情绪从要求经济文化的自主权转向政治上分享权利以致的目标，并就此提出了“和平演变”的举措。戈尔巴乔夫倾向西方的改革，首先在波罗的海三国引发民族分离运动高涨，进而在其他地方产生连锁效应，并由此导致苏联的解体。尽管俄罗斯为进入“民主国家”行列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西方仍对其采取敌对，继续拿俄境内的民族问题说事(如支持车臣民族分离运动)。个中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俄罗斯还有居世界首位的1700万平方千米国土，这个块头对西方来说依然太大。

事实上，民族自决权本质上是一种后天赋予的政治权利，因而是一种有严格限定条件的权利。任何民族在建立主权国家前都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在主权国家建立后，族裔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等于将自己民族自决权利让渡给了层次更高的国家主权，其集体身份也就由“族裔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32]，如同中国维吾尔族之从属于中华民族、美国黑人之从属于美利坚民族、法国科西嘉人之从属于法兰西民族。这时候，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只具有种族和文化意义，而不具有政治和法律含义；每个成员的个体身份都是国家公民，他们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相应权利，当然也承担忠于国家的相应义务。正像合法地解除婚约必须经过夫妻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一样，主权国家中的某个民族、某个部分如果想从原有国家中出去，其归属显然不能由某个小共同体自己说了算，而应该由全国所有公民来决定。那些动辄以“民族自决”名义国家的活动，实际是在盗用根本不存在的权利，那不是在进行“民族”，而是在进行国家。

四、启示

历史经验证明，国家领土的统一和完整，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的坚实基础，而地缘板块的则会导致国家衰落乃至解体。中国是现存为数不多尚在与

活动做斗争的国家之一，在领土主权上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守成和谋求发展，而是如何防止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版图越分越小的大趋势、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并将国家视为削弱中国整体实力的重要王牌，都决定了中国处境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殷鉴不远!在这一问题上，如果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甚至对势力充满幻想，就可能促使势力坐 大，最终很可能危及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乃至使中华民族永久性丧失复兴的历史机遇。

(责任编辑：黄昭宇) 注释：

[1][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第71页。

[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49页。 [3][英]马克·马佐尔著，刘会梁译：《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8页。

[4][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等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 2006年，第485页。

[5]丘吉尔与斯大林对巴尔干达成著名的“百分比协定”：罗马尼亚：影响占90%，其他国家10%；希腊：英美占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占75%，其他国家25%；阿尔巴尼亚：各占50%。参见[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等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第476页。

[6][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等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第498页。

[7]孙广振、张宇燕：“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经济研究》， 1997年第6期，第12-19页。

[8][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综合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第23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304页。

[10]D. Edward Knox，The Making of a New Eastern Question (British Palestine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Israel，1917-1925)， The

CatholicUniversity of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C， 1981， p. 23. [11][英]马克·马佐尔著，刘会梁译：《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第92页。

[12][加拿大]卡列维·霍尔斯蒂著，王浦劬等译：《和平与战争： 18-1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149页。

[13][俄]扎多欣、尼佐夫斯基著，徐锦栋等译：《欧洲的火药桶：20世纪的巴尔干战争》，东方出版社， 2004年，第12页。

[14][美]孔华润著，张震江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新华出版社， 2004年，第11页。

[15]李毅臻主编：《统一之路与之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年，第433页。

[16]这16个海峡包括：马六甲海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朝鲜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巴拿马运河、佛罗里达海峡、阿拉斯加湾、非洲以南和北美航道等。

[17]《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网络版。

[18]本文中的“民族主义”指的是英国学者盖尔纳所说的含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编译出版社， 2002年，第1页)。在这一意义上，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表达了同样的政治内容。

[19][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7页。

[20][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5年，第117页。

[21][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编译出版社， 2002年，第110页。

[22][英]马克·马佐尔著，刘会梁译：《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第117页。

[23][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卫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编译出版社， 2002年，第124页。

[24][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上册)，第121页。

[25][英]马格丽特·麦克米兰著，荣慧、刘彦汝译：《大国的博弈：改变世界的一百八十天》，重庆出版社， 2006年，第8页。

[26][英]马格丽特·麦克米兰著，荣慧、刘彦汝译：《大国的博 弈：改变世界的一百八十天》，第15页。

[27][美]孔华润著，张震江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40-41页。

[28][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第128-129页。

[29][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 2004年，第245页。

[30][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 2005年，第283页。

[31]张建华等著：《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到苏联的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年，第398页。

[32]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区分为“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认为只有成为‘民族’(people)中的成员，才能被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为了获得公民才享有的现代性利益，就必须将他们自身的族裔宗教特性甩掉。([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卫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15页。)美国学者格罗斯则将民族分成因国家形式结合而成的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民族”。([美]非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署身份》，新华出版社， 2003年，第27页。)这与本文说的大体都是同一个意思。

《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